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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9b3小说网 > 穿越小说 > 南京大屠杀之铁证 > 第40章
    (引自《大屠杀》第225页)

    所以,一些目睹南京大屠杀的外侨得出结论说:南京事件等所见到的日本兵的残暴行为,完全是日本军事最高当局所采取的恐怖政策的反映。德国驻南京的代表向本国外交部报告中说:“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那个日本人,而是整个日本皇军……它是一部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。”

    第三,南京大屠杀反映出日本军国主义最野蛮的军事教育。南京大屠杀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本性,反映了日本最高军事当局蔑视国际法的极端错误的指导思想,也反映出日本极端错误的军国主义教育和军事训练,导致了日本军队的野蛮和残忍,形成当时日本军队侵略成性的本质。

    军国主义教育以天皇至上为主线,成为日本军人的精神支柱。日本建立强大的海陆空三军的目的在于强力向外推行殖民地政策,与这个目的相适应,或者说相配套的是“以在国土内外,发扬光大皇威之荣誉”为宗旨的军国主义教育。天皇至上,崇拜天皇,天皇凌驾一切之上。在日本军队里出现了许多为天皇战死而感到“光荣”的军人。

    日本虽然没有公开宣布他们奉行天皇主义,实际上他们通过种种步骤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天皇主义。比如松井石根统任上海派遣军司令长官之后一段文字记载。

    8月17日上午10时,余于宫中拜谒陛下,并拜受如下敕语:

    朕委卿以统率上海派遣军,宜细察宇内大势,以速勘定敌军,扬皇军威武于内外,以应朕之倚重。

    余奉答如下:

    臣石根拜领上海派遣军之大命,受赐优渥敕语,诚惶诚恐,不胜感激之至,惟仁惟威,发扬皇军之宗旨,以安宸襟。(《虚构》第102至103页)

    以上完全以皇帝身份对臣子。君要臣死,臣不得不死。君要臣亡,臣不敢不亡。这就是极端天皇主义和对天皇崇拜的表现。

    宣扬天皇至上的思想,逐步形成日本军人毫无畏惧、敢于残酷战斗的精神支柱。竹内实在《观察中国的出发点》一文中说:“在实际侵略中国的过程中,天皇的存在使平凡、胆怯的日本有了勇气和信念,有可能说服自己去进行侵略和杀戮,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。天皇本人是否喜欢这样做,这个问题这里避而不谈。在日本人一般精神状态中,天皇的存在就是如此。”(载日本《中央公认丛书》,1975年,第177页)在确立天皇制的过程,天皇至上的思想已经深入到当时所有日本人的意识中。

    在日本崇拜天皇和军国主义教育从少年时代便形成了牢靠的基础。学生都要参加升太阳旗,唱《君之代》

    我皇御统传千代,

    一直传到八千代,

    直到鹅石变岩石,

    直到岩石长鲜苔。

    在参加升太阳旗唱《君之代》时要求绝对严肃,在操场上自不待言,哪怕是隔墙听到军乐队奏国歌曲调,意识到在升太阳旗,都要肃立致敬,表示对天皇的绝对崇拜。

    教科书课本上向学生灌输侵略意识。“欲征服中国,必先征服满蒙;欲征服世界,必先征服中国”,规定学生要背熟、记牢。同时鼓励学生直接进入预备军官学校,并从各方面给予照顾,使进入预备军官学校的人得到实惠,在社会生活方面起到感召作用,把“优秀”人才集中于海陆空三军之中,以便用于对外侵略。

    入伍后的军人教育首先要发扬崇拜天皇的精神。军歌《跨过大海》歌词中说:“跨过大海,尸浮海面,跨过高山,尸横遍野。为天皇捐躯,视死如归。”露骨地鼓励军人为天皇卖命,军人的头脑中已经形成在侵略他国的道路上不住手地杀人的意识,主张只有杀绝对手才能扫除占领他国领海领土的障碍,取得殖民地的可能。前面提到的“不论妇女儿童,凡中国人一概都杀,房屋放火焚烧”便是日本军杀绝他国人民的根深蒂固的意识中的反映。

    军人教育中又把“武士道”精神引向崇拜天皇,忠于天皇,把“忠君、节义、廉耻、勇武、坚忍”诱导为侵略政策服务,鼓吹日本大和民族绝对优越,蔑视中国,使日本士兵心灵上受到可怕的影响。军事训练也是极其残酷的,要求极严,在操场上,在野外惩罚士兵是常有的事。由军官学校培养出来的年轻军官是日本的典型军人,他们集顽强性与残酷性于一身,不仅亲自参与杀人,并作示范,要新兵也这样做,由此进行军人教育。在南京大屠杀中用我同胞作练习刺杀的靶子便是最明显的例证。

    第四部分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第46节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(3)(图)

    1937年12月13日,侵华日军侵占南京中华门。该城门顶端箭楼当时被日军炸毁。

    鹈野晋大郎作为日本军人在侵略我国时犯有罪行,曾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军事法庭审判。他自己承认:“在担任见习士官、少尉和中尉期间,大约直接杀了四十五人。命令部下虐待俘虏而间接杀害了二百二十五人以上。”他并深有感受地说:“曾入侵中国大陆多达数百万的日本军官兵,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尉级军官,是在战争中犯下罪行的最狂暴的重要人物。我们所作所为,说是凶恶的化身也不过分。”(《〈南京大屠杀〉读后》,鹈野的手记:《以被控告的立场进行控诉》,《大屠杀》第259页)

    中国派遣军的情报员、下士官山冈繁,日本投降后曾作为战犯在苏联和中国被关押了15年。他少年时代就接受了军国主义教育,并在日本军队的“军人精神”熏陶下,产生了可怕的精神状态。对此,他这样说:

    当时,我们对日本民族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,而对其他民族采取蔑视态度。还有一种残忍的武士道精神,把杀人当作英雄行为,并从崇拜天皇的极权主义出发,产生了非人道的思想,即对强者、掌握权力的人绝对服从,对弱者、不掌握权力的人使之服从。这些思想是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接受教育,在军队里通过军人精神的熏陶而形成的。正由于有这些思想,才把侵略战争视为正义战争,若无其事地干下了惨无人道的行为。(引自《大屠杀》第265页)

    南京大屠杀的暴行,归罪于日本军国主义教育,一点也不言过其实。

    第四,南京大屠杀来自日本军队最糟糕的纪律。1937年12月17日,松井石根由中山门进入南京城内,看到南京城里城外被日本军烧杀所留下的现场后,感到自己的罪责难以掩饰,也认为:日本军是世界上风纪最坏的军队;士兵之暴行使皇威扫地。日本军风纪已成习性。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。

    “下克上”、军人以武力逼政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。1936年2月26日,日本法西斯军人策划和指挥发动政变,要求改变对外政策,杀死内阁大臣、财政大臣和教育总监等人,提出成立“军人政府”,建立军事独裁。政变虽被镇压下去,但军中的’少壮派”却更为反动。广田内阁的上台标志着日本进一步法西斯化,导致了进一步对中国的侵略,助长了“下克上精神”在军队中潜滋暗长。

    无视政令军令的事在日本军队中常有发生。攻陷上海后,在向南京追击的途中,华中方面军司令部及时地下达了以苏嘉线为“限制线”的命令,要求皇军到达此线后讨伐任务誓告一段落。一方面等待德使陶德曼在京“劝蒋”的动向,同时皇军在上海经过苦战,消耗很大,官兵都很疲劳,急需休整,以恢复精力,并在此期间获得补充、补给,预计1938年1月再向南京进击。但11月15日,第10军不接受“限制线”的命令,司令官柳川平助擅自率军越过“限制线”南端的一翼,沿太湖南岸如脱缰之马,快速向南京方向追击。松井作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未及时制止,显示出他默许这种做法,在日本军中起到了下级可以不按上级命令办事的纵容作用。

    柳川平助是第10军司令官,他的“表率”下级不会不模仿。总之,在日本军队中“下克上”的风气,似乎被视为一种“英雄”行为,因此军纪紊乱之程度可想而知。泷川政次郎后来特别提到南京事件,认为发生这起事件的最大原因就在于“军队丧失统率力,军纪紊乱;在培植私人武装力量的军队里,必然出现下克上的风气。军队的实权很快转到了佐官级、尉官级,到头来转到下士官级手中。在不听从军官命令的下士官统率下,士兵们的暴行和掠夺是不可避免的。”(《新评:东京审判》,下册,第96到97页)应该看到,高级指挥官“下克上”行为的危害性要甚于下级军官。当时陆军中央得悉南京大屠杀的情报后,曾派人事局长阿南前往南京调查。而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竟对阿南说:“中国人不论多少,统统杀掉。”可见“下克上”的风气以及军纪的败坏又到何种地步。

    松井进入南京后,明明知道自己的部属犯下了暴行,却得意洋洋地宣称:“鉴于皇军攻占外国首都乃属有史以来之盛事,永垂竹帛之业绩,万国注目之大事”。他陶醉不已地安抚亡灵,进行“忠灵祭”,转赐天皇的“御酒”,进一步鼓励日本军大胆妄为。

    在日本侵略军里,军纪败坏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侵略战争中逐步地使人性异化。